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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1月1日 星期六

紫柏大師(明末四大師之一)

明末 四大師 之一~紫柏大師

真可大师,字达观,号紫柏,世称紫柏尊者,是明末四大师之一。

俗姓沈,江苏吴江人。十七岁时,辞亲远游,欲立功塞上。

行至苏州,宿虎丘云岩寺,闻寺僧诵八十八佛名号,内心欢喜;

次日晨,即解腰缠十馀金设斋供佛,从寺僧明觉法師出家。

  真可大師出家後,常闭户读書。年二十,受具足戒。

不久,至武塘景德寺闭关,專研经教,歷时三年。

後至匡山,深究相宗。

萬曆元年(一五七三年)至北京,親近華嚴宗匠遍融大師於法通寺,

又依從禅門耆宿笑岩大師、暹理大師等参学。

萬曆三年(一五七五年)至嵩山少林寺参谒大千常润法師。

见常润法師上堂讲公案,以口耳为心印,以帕子为真传,不以为然,

逐不入衆。

不久南还,至浙江嘉兴。时密藏(道开)法師钦仰真可大師的風範,特自普陀山来访,真可大師即留他为侍者。

嘉興楞嚴寺是宋代名僧子璇法師 著经疏處,已久荒废,真可大師發愿重修,命密藏法師主持其事。

  真可大師在萬曆初年,曾听法本(幼予)師谈起袁了凡慨歎

请经困难,有易梵夹为方册以便於印造流布的愿望,而法本師自愿力弱难行。

至是,真可大師为撰「刻藏缘起」,陈说刻藏利益,鼓励募刻全藏。

得到陆光祖、冯梦祯等热心赞助,真可大師即令密藏法師籌備刻经事。

萬曆十七年(一五八九年),方册藏 始刻於山西五台山紫霞谷 

妙德庵,由真可大師的門人 如奇師等主持。

因山中氣候嚴寒,不便刻经工作,四年後(一五九三年)南移至浙江

馀杭径山寂照庵。他的門人桐城吴用先为他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,

作为贮藏经板之处,并施资刻经数百卷。

  萬曆二十年(一五九二年),他游房山雲居寺,禮访隋代高僧

静琬大師所刻石径,於石径山 雷音洞佛座下 得静琬大師所藏佛舍利三枚。
明神宗生母李太后 曾请舍利入宫内供養三日,並出帑金布施,重藏之於石窟。
後来他又與高僧德清大師(明末四大师之一)同游石径山,

以皇太后所施齋 親赎還静琬大師塔院等,请德清大師为撰

「復涿州石径山琬公塔院记」(碑现存雲居寺)。并与德清大師共議

续修明代的「傳燈錄」。旋德清大師被官廳認为是私建寺院,謫戍廣東,续修「傳燈錄」之愿未能成就。

  萬曆二十八年(一六○○年),真可大師因對南康太守吴寶秀

拒不執行朝廷徵收礦税的命令,而被逮捕表示同情。他常慨歎著说∶

「憨山不歸,则我出世一大负;礦税不止,则我救世一大负;傳燈未续,则我慧命一大负。」因而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。

这时他的門人为他的安全著想,想继写信勸他出都。

不久京城发生了一项谣言,稱神宗要改立太子,以挑拨起宫廷纠纷的妖書事件。
神宗下令搜索犯人。忌恨他的人以太后曾因真可大師在石径山發见舍利而施资供養,遂誣他以滥用帑金之罪,捕之下狱。

並誣陷他是「妖書」的造作人(「紫柏尊者别集」附录「东東辑訪妖書底簿」),但未得罪证。

萬曆三十一年(一六○三年)十二月十七日圆寂於狱中,世寿六十一,法臘四十有奇。

他的弟子們把他的遗骸浮葬於西郊慈慧寺外,後又移龕至浙江餘杭径山之寂照庵,以後又移葬於開山。萬曆四十四年(一六一六年)在開山前文殊台荼毗立塔。

  真可大師现存的著作,有经德清大師校阅过的「紫柏尊者全集」

三十卷和别人纂校的「紫柏尊者别集」四卷,「附录」一卷。

全集收载他的法语、经釋、序跋、铭傳、書信和诗歌等;别集则補收全集所未收的雜文、赞偈、诗、書問、语錄和附錄等。


  真可大師对於佛教各宗的義理貫通。他所订的「禮佛儀式」

(见「紫柏尊者别集」卷四),除發愿禮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外,

還教人禮拜西天東土歷代傳宗判教並翻傳秘密章句诸祖。

  真可大師喜拈「毗舍浮佛偈」教人,有时则教人持诵半偈。所谓「假借四大以为身,心本無生因境有;前境若無心亦無,罪福如幻起亦滅」(「毗舍浮佛颂说示 如裴」)。他的僧侣弟子很多,從他問道的人士有陸光祖、冯夢祯、瞿汝稷、王肯堂等。瞿汝稷通内外學,著有「指月錄」三十二卷,王肯堂为著名醫學大家,著有「成唯識論証義」十卷等。
  真可大師一生参扣诸方尊宿,但他並没有專一的師承。

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大師的文中说∶「余往来遍老之門,觀其行履,冥啓予多矣。..予於遍老之門,未敢言嗣,若所谓得,则此老啓迪不浅,焉敢忘之!」

  真可大師雖到處興修古刹,而從未受请担任寺院住持,

所以没有「上堂」「普说」。他只是随缘接引,略说法语而已。

他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,而極重视文字经教。

他認为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,即不得觀照般若,不能契會實相般若。

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禅家機缘及念佛求生净土等说法,

曾列举盲眼師资七大错误,一一加以辨難
(「紫柏全集」卷三「法语」)。

德清大師稱他的宗風足以遠追臨濟禪師,上接大慧禪師(「達觀大師塔铭」),可见真可大師在明末佛教界的重要性與影響。